随着逐渐消退的蝉鸣声，广州城内的日子还在一天接一天的如流水而过；只是在城邑和街市里接二连三的战火所留下的伤痛和疤痕，可不是那么容易消退的。

虽然已经以工代振的雇请城中贫民和失业者，逐一清洗了血染的街道而拆除清理了那些废墟，并且重新疏通了水源和沟渠，建立起隔离带和防区取来；但是白日里依旧可以市场看到家家戴孝，而夜里也不乏户户哭声连片的动静。

光是这两天一夜的动乱，就几乎让广州外郭三城损失了十分之一的人口，而且还是颇有资产的那部分；更不用说在四处抢劫破坏和烈火当中化为灰烬的诸多财富和产业。

唯一比较让人庆幸的是，作为外来商旅会集的港市和码头部分，没有受到怎么样的波及，而依旧可以继续保持大部分的功能和作用。这样至少就保持了外向经济上的新鲜来源补充，和日后最基本循环造血能力了。

作为后续安抚和收拢人心的必然手段，周淮安也再度废除了留守司名下，重新逐渐增设起来那些名目颇多的征收和催科；只保留了最基本的丁课（人头税）、户等（税）和市陌钱（工商管理费）三大项；

反正广州作为南方屈指可数的通商口岸和海贸大埠，主要进项和收益的大头，还是集中在对舶来货物的作价抽成和契金（交易税），以及亲自组织和参与的大宗进出口和海外贸易活动当中。

唯一例外的就是在义军治下，广蓄奴婢者亦要被课以重税；数量越多则征收的起点越高。这也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变相释放和争夺这些被隐匿起来的人力资源的中长期政策；

当然了，为了让这些脑满肠肥的“青蛙们”，依旧抱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和不至于合理起来反弹；周淮安又在其中开了一个口子；课税和罚没的对象暂时仅限于土生的唐人或是归化人后代而已。至于那些外番土奴什么的自然不在此限而多多益善。

这样也是逼迫这些“大青蛙们”努力寻找出路，而想办法获得更多外来番奴的来源，以逐步取代和替换到那些沦落为贱籍的本土唐人。

而这些被开释出来的本土奴婢，除了部分依旧眷恋主家而改易成雇工文契之外，其他的只要接受了义军的帮助和安置，很容易就变成义军政权潜在的新增劳力资源和兵役基础。

至少作为一个被“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汉”恶心过的现代伪民族主义者，周淮安还没有那么多闲情和心思去关爱，那些不能为自己治下创造一丝价值的外夷土蛮权益。

他们无论死多少都是在给汉家百姓腾出生存空间；如果能够再在皮鞭和棍棒下继续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价值来，那就显然更好更妙了。

虽然在后续的悬赏和追拿当中，出现过好几次疑似的线索和接到过相近的报告，但身为前任广府留守使的孟楷依旧还是下落不明。不过周淮安最担心的事情也并没有发生；至少地方的接管和重整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也没有人跳出来以他的名义振臂一呼，想要反攻广府拨乱反正云云。

倒是出现过僧变的富州、滕州、龚州境内，还有几个与秃驴密切相关的人等，勾结了当地的土族山夷，乘机占据了县城关起门来自称刺史、团练使、镇扼使什么的；然后就在柴平飞驰而至的奇兵之下变成了传首沿途，而最终送回来挂在广州城门的新鲜首级了。

至少在重新进入秋收之前的季节里，地处珠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初步回复了平静和往昔的秩序；这样就算今天秋末临冬时依旧有可能歉收，但是只要追加的人力和肥料及时到位的话，预期减产的幅度大概能控制在尚可以接受的两三成以内。

毕竟，以这岭东十四州的田土、户口和物产，想要供养五万脱产之兵，对周淮安的预期来说也是在有些勉强了；因为他想要的是纪律严明而训练有素，上了战场能够进退自如若臂使，能够承受得了相当程度上的失败和不利局面的百战精锐；

而不是传统农民军那般，以较少的宗姓亲族乡党构成精锐敢战的老卒，来裹挟绝大多数流民饿殍充作炮灰，只要吃几顿饱饭就敢拉上战场的流寇式一次性军队。或又是官军那样层层克扣亏空吃饷，而让底层大多士卒平时穷苦潦倒如叫花子；而一旦要用到他们的时候，就靠搜刮残害地方和战时的抢劫，来作为鼓舞和维持士气的手段。

这样的话，一应器械粮饷的正常供给都得完全跟得上且保障得力，那具体到人头的累计消耗就有些过大了；好在目前还有安南这个新开拓的粮食产地，以及沿海地区渔业捕捞和晒盐的潜力可言挖掘。(后世中国的四大渔场之二的广东沿海渔场和北部湾渔场，就正好分布在岭南道的势力范围内)

另外还有内陆的一些工场矿冶营造，以及沿海地区的几处港口贸易活动所带来的收益作为补充；现在这些原本他管理过的东西，都名正言顺的归入到了自己的全权支配之下；想必少了那些多余的擎制和代价之后，接下来的效能和潜力还有可能进一步的提升和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