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二，周琅登上了大沽口，帅营副将马大雷，第一军副将洪九指、第二军副将陈小手和第三军副将苟全，炮兵副将陈逆直统统到塘沽港口迎接。

周琅冲着他们点头，这些高级将领逆着阳光，看到周琅感受跟以前突然不一样了，以前虽然也有上下意识，可突然此时生出了一种主臣之感。

二月二龙抬头，周琅此时登陆，极富寓意，但这只是一个意外，这个时代的海上航行，错个十天半月都不鲜见。

但部下们昨天就讨论了这个日子，昨天夜里周琅到了外海，传命令说今早会登岸，他们就觉得这个日子很神奇。

真龙登岸了！

明明是阳光明媚，后来几个将领告诉别人的时候，偏偏说是携风带雨。而且以他们的地位，并不需要说谎，也不需要拍马屁，他们是连自己都记错了。

周琅与部下骑马偕行，一边询问了一下情况，情况很好，天津清军死走逃亡，周边三十里不见敌军迹象，老百姓秩序井然，没有自发袭击行为，反倒是提着菜篮子兜售鸡蛋的一大把，让人忍俊不已。

总计帅营和第一二三军，步兵就四万人，炮兵大部出动，也只有八千，这点兵力要打北京，之前这些将领都认为是天方夜谭，天津之战让他们产生了不真实的感觉，觉得他们未尝不可以打一打北京。

客观来说，周琅带领的这只軍队兵力并不弱，当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兵力，还不到两万人，当然周琅认为自己的軍队，战斗力跟半个多世纪后的英法联军是有差距的，而乾隆时代的清军，也没有咸丰时候的清军那么废，至少乾隆年间他们打了十全武功，就算没有取得真正值得传送的战绩，但他们至少培养出了一批有战斗经验的中低层军官，軍队的组织能力和战斗经验还是有的。

两相对比，周琅觉得打北京不现实。历史上，北京、南京这种级别的都城，从正面被攻下的案例极少，大多都是因为守军逃跑，投降之类的原因失陷。

北京城的面积，人口，也不是四万人能够控制的。

所以周琅对打下北京也很渴望，但他始终认为不现实，除非乾隆、嘉庆像咸丰一样，带着他们的嫔妃逃跑，否则他不会强攻。

不过逃跑的想法，在乾隆和嘉庆的脑海中并不存在，朝臣们也比咸丰时候的朝臣有骨气的多，他们不是想着如何议和，而是想着怎么杀敌，结果有一些愣头青提出来，要天子御驾亲征！

此人叫初彭龄，是一个御史，御史的职责叫做风闻奏事，就是听到什么都可以弹劾，不需要进行核实。这个官职在明朝时候权力很大，因为只要是被他们弹劾，哪怕是首辅，都要马上停下手头工作，等待调查，这叫做待参。可御史不需要核实，只需要听到一点风声，他们就可以向皇帝弹劾，设置这个职位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监察官员。可是由于御史不需要为事情的真假负责，就好像后世的某些媒体，会极尽哗众取宠之能事，夸大事实，甚至捏造事实。反正就算他们最后弹劾的事情子虚乌有，也不能因为他们履行了指责而打击他们，打击他们就是打击言路，就是昏君，暴君，所以明朝的皇帝都不太愿意惹这些人，因为这些人连皇帝都可以参劾。

这样无节制的权力，很容易就让御史言官沦为权贵权力斗争的工具，很多大员都有自己控制的御史，用他们攻击自己的政敌，由于他们以弹劾，对方就要停止工作，往往引起很大的麻烦。然后对方会加以报复，如此往复造成严重后果。

满清总结明朝执政经验，将言官称作明朝三大祸之一，跟党争、阉祸并列，也就是将言官的危害程度，放在魏忠贤、东林党一个级别。

所以，清朝虽然也设置了这个部门，可由于认识到其中的危害，清朝御史的权力，没有明朝那么大，被他们弹劾也不用马上停止工作，而且弹劾的不对，还要受到追究。所以清朝的言官相对是不叫克制的，没有明朝那么肆无忌惮，也没有明朝那样沦为党争的工具。

初彭龄就是一个御史，可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御史，最恨貪官，什么样的级别，他都敢弹劾。

这种人不怕死，也不贪财，名声很好，胆子也很大，什么话都敢说，别人收拾他们还会惹麻烦，所以很不好对付。

初彭龄提出天子现在应该御驾亲征，效仿圣祖康熙，一定能鼓舞士气，平定祸乱。

他的奏章得到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员的支持，可是和珅一系官员则坚决反对，认为皇帝千金之躯，岂能犯险，什么千金之躯不坐垂堂的大道理被他们喊得震天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