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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帕格村后的第一周，小队就是和饥饿和疾病抗争，虞松远和李海潮不得不让小队将找食物摆在第一位.

比饥饿更可怕的，是村子里太脏了，脏到你难以想象。帕格村的人都是印度半岛移民的后裔，村子里连茅厕都没有。每一丛毛竹、灌木后面，每一条沟坎，只要是无人处，村里村外，泥泞不堪，粪便随处可见。

松戈山内雨水多，下雨时，大人孩子甚至直接在高脚木屋地板上排泄。粪便落下木屋的底下，使木屋内外，气味难闻，污秽不堪。所有人都赤着脚，饥饿加上肝炎、痢疾、虐疾等疾病肆虐，几乎每天村里都有孩子病死、饿死。

这是最落后、贫穷的土著村民，对他们来说，最可怕的是饥饿，而不是卫生。人饿得奄奄一息，没有人再会关心卫生问题。

兄弟小队惯于野外生存，可要维持这么多人生存，刘国栋和庄玉书还是感到技穷了。他们带着海岛卫队士兵挖地三尺，把所有的虫子都搜罗一空。***和刘卫民甚至在北山溪边袭击了一个木蚁巢，逮了二三斤木蚁。

木蚁也是松戈山区特有的一种食木蚁，它们以南洋老榆树的汁胶为食。北山溪边生长着大片的南洋榆，又叫苦榆。木蚁咬破树皮，榆树便会渗出大团大团白色的树胶。木蚁则会将树胶一点一点运进巢穴，作为食物储备。

为规避洪水，木蚁穴建在石壁中间的小山洞内，有两个出口。***在一头用烟熏，刘卫民则用细尼龙网布做成袋子罩在另一个出口，逮了整整一大口袋。

众人还是饥肠碌碌，灵玉也早就给杨明涛发了告急电报，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到第三天，众人已经饿得头晕眼花。但也是第三天傍晚，高棉国民军、西哈努克民族主义军和高棉人民民族解放军三支游击队的军官，先后冒雨来访。

灵玉到另一座木屋内，按外交礼节友好地接待了他们。

他们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国际佣兵小队”，能加入他们的队伍。灵玉拿出联合国难民署的“公文”向他们展示后，打着精神说，“我们只是联合国的一个工作小组，不是什么什么‘佣兵小队’。我们的责任只是来现场了解战争对民众的破坏情况，不会参加实际战斗……”

俄国人伊万诺夫象一尊铁塔，虽然饿得腰弯了一点，但仍威风凛凛地立在灵玉身后，很好地诠释了他们“联合国小组”的身份。使女小钮儿乖巧地陪伴在她的身边，让外交活动充满温情。

豆蔻山脉连接暹罗境内，是国际上援柬的重要通道。高棉国民军、西哈努克民族主义军和高棉人民民族解放军谁都想得到更多的国际援助，都在这里驻有一个办事处，并都有一支队伍警卫。灵玉婉转地拒绝了他们后，三支游击队的负责人才恹恹离去。

或许三支游击队都知道帕格村已经陷入断粮的窘境，或许杨明涛已经通报了民柬，他们受命带来的礼物是三袋大米，救了全村的急。这三袋大米，和着树叶熬稀饭，帮助小队渡过了最初的困难时期。这三个粮袋中间的圆圈内，都写着两个中文大字“中粮”。

多少年后，虞松远等人还对高棉大饥荒心有余悸。

在帕格村集体断粮的危急时刻，俄国人伊万诺夫甚至建议宰杀大象度过难关。但灵玉训斥了他，大象是我们的队员，谁也不准打大象的主意。灵玉对所有队员宣布说。

对这场中南半岛史上空前的大饥荒，现在的“史学家”们多有不同的解读。“史学家”三字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有的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国内某些学者）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是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在解读真实的历史。

60年代和平时期，高棉勉强能够粮食自给。1966年，高棉全国粮食总产量250万吨，人口600万左右。到1970年，全国人口达570万。当时中国、苏联、法国及国际社会对高棉有大量的援助，金边当时被称为“东方小巴黎”。

1970年，在cia操纵下，追随m国的朗若及施里玛达右翼势力发动政变。西哈努克流亡北京，从此高棉陷入内战。从此，和平的高棉人民一下子陷入战火和长期的苦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