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以现代台湾为例：来自大陆过多的剩余价值和剥削所得，很显然对台湾产业升级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台湾冷战时代以来的成就几乎都是在中国尚未充分开放时候的两蒋冷战时期奠定的基础，后来不过是自然延续和发展罢了。如小微体系化并与研究机构紧密联系的中上层次机床；还有芯片产业。而韩国来说比较而言，人口平均从大陆获得的廉价利润就要小的多，反而迫使韩国不得不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电子工业、中高端造船等。整个产业的工业化起点比台湾低，但态势却良好许多。

在比如支持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些理由：在一个贫困落后的大国，可用于投资发展的财力本来就不足。如果再承受自由经济下的中产小资地主富农等各种“民富”群体的成本，那结果就只能有一个：印度化。或许因为中国的资源能源潜力比印度强的多，民众对教育和经济的态度也大不一样，最终的经济前景并不会比另外制度路线上的中国差多少。可中国觉醒的太晚了，如果在早期还没有强大起来的时候就面临各种内外风险和压力，那就很有可能丧失成为世界真正大国的机会。对于当时起点的中国来说，“走一段苏式路线”是不可回避的历史阶段。

可是当张伟把这些当年为大国历史论述辩论的理由来套到如今的夏地的时候，缺发现很多问题：夏地的统治阶级实际上就是自己，存在因为“廉价劳动力利润”来的太容易就不重视教育、科研、技术方面的投入？就算不谈主神对自己的看法，只讲庸俗利益：自己的寿命心理还没低，后代看起来也不会继承什么超能力。身为一个时刻面临未知竞争风险的中小型政权，堕落就意味着后代被淘汰。同时：夏地的体量太小了，就算想要堕落，整个社会的剩余资本充其量也就是维持红楼梦里的“四大家族”或者一座宫廷的水平，肯定不能满足后人越来越膨胀的需求。

这样一想，很多问题也就清晰起来：真理并不是普世的，大国的真理并不一定是小国的真理。人均资源匮乏的大国，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保守化左翼化是合理选择，然而对于人口基本盘不大，资源潜力还很大的此时夏地来说，效率再很大程度上就必然重于公平。

或许，因为自己并没有在现代社会上经历太多，没有“当局者迷”，从一开始在考虑政治社会问题的时候就是超然物外的“心在右边”？

不，自己还是有追求理想主义和平等的情怀的，曾经有过很长时间。可是当站在更高的角度上看问题的时候：没有最终的决胜，就不会有永久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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