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农户们就算知道利用麦草和稻草发酵成肥料，也不能冒着没柴烧的危险，也不愿意为地主白白打工。有粪肥还不如都用在菜地上。

地主呢？按道理来说地主们应该明白肥料的重要性。但是地主会在乎那么一点产量吗？他们不在乎，张家近三千亩土地差不多都收八成租子，上交田赋只有一千亩，还大部分是下等田。所以，张家集中了大量财富，没有给国家，没有给农户，都用在自己家的奢华生活了。

这种现象不是只有张家是如此，差不多全国都是如此。清末以来，土地兼并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方，自耕农接近于无，这种情况下，不是人们不懂农业技术，而是不想管也不愿意管。

所以“科技就是生产力”这句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在合理的社会关系条件下”，科技才能够转化为生产力。否则就出现了科技退化的现象。

清朝实行了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按照田亩收取田赋，这在早期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但是却留下了土地兼并的口子。到了晚期，地主们兼并了再多的人口，逼死再多的人，朝廷都不在乎。只要按照田册交税就行了啊，所以辛宝久只是过来问张春是否能够交税，其它的事情，辛宝久一概不管。再加上保甲制度，实际上把地方权力交给了地主富户手中。地方与官府，官府与皇帝不过是大地主与小地主的关系。地主们自然要维护地主们的利益，牺牲的自然就是老百姓。

清朝的腐烂是从根子上的腐烂。

这不是一个开明的地主，比如张春能够改变得了的。因为即便张春采用了后世集体农庄的模式来促进农业和农业技术的发展，但是张春的后代呢？或者后代的后代呢？谁能保证后代不在轻松的财富获得和穷奢极欲的生活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的古话“富不过三代”，实际上就是这种极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的表现出来的现象。

所以张春决定将农田在一定的时机分下去，至少在名义上要分下去，并且不允许土地兼并的情况发生。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类似于后世“土地国有化”的政策。当然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现在做不适合，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人口来进行精耕细作。

张春进行土围子里的卫生条件改造，其实就是最大限度地收集粪肥，利用夏收的麦草来进行大规模地农家肥制作。水稻是赶不上施肥了，因为没有相应的设施和条件。

第一块实验田就是棉花。由于小麦是采取大块撒播的模式进行种植，所以等小麦收完，种植棉花已经晚了一点。湖北的棉花是从美洲引进的陆地棉，张之洞在这方面还是十分敏锐。陆地棉应该在五月底到六月就开始育苗，但是实际上，所有云龙镇的棉花都是在七月夏收过后才开始播种，也是采取的撒播的模式，田幅很宽，中间植株十分密集，土壤的肥力不够，生长期短，植株矮小，产量自然低得吓人。而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正常现象。

张春注意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其实已经晚了。不过还是让张秀清带人对两百亩旱地进行了深耕，分成了一米多宽的田幅起垄，采取了一定间距的株距进行点播。出苗后，每窝只保留一株，没有出苗的补齐。植株到了开花的时候，农家肥已经发酵得差不多了，施肥，然后浅耕一次。

由于这些举措，让张家的棉花地要比金鸡岭的棉花地植株高出一截，开花也早得多。

张秀清带着人做这些事的时候，张春就坐在田头看书，看《齐民要术》，有时会一句一句地教丽质，如果丽质到处跑着玩也不强求。要是有人问张春为什么会懂得这些，张春就拍拍书说：“书上有啊。”

这种理由瞒得住其他人，但是却让袁芳大吃一惊，至少袁芳做不到如此快地“学以致用”。

袁芳已经从失去家人的悲痛中走了出来，一方面因为这是乱世，遭灭门的不止袁家一家。从云龙到潜江都是满目疮痍。另一方面因为张家岭的生活气氛太好了，这里所有的人在张春的带动下，都能够平等对待，连被土匪们侮辱，怀上了孩子的女人也没有受到歧视。就更加不会把袁芳看成外人，不断不是外人，还真正把袁芳当成“先生”来看待。毕竟袁芳是人们认为除了张春以外，学问最高的一个人。

袁芳已经能够很清晰地知道张春要尽力改变一些什么，看起来似乎漫不经心，但是每一步都能走得很稳。不管是给孩子启蒙，训练护卫队，还是改造农田、变更种植方式。这些无疑都在增强实力。

而张春与袁芳一样，有着灭门之恨。

这种埋在内心的力量，即便张春没有表现出来，张家的这些大人和孩子却每一个都记在心里，表现在了日常的一举一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