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日之后，虞沨之奏章呈抵御前，当日殿议，圣上大发雷霆，那些将行洪滩涂之地占为己有之贵族胆颤心惊，秦相与金相并跪龙座下，率先请责，当然声称自己并不知父辈家传之地竟是“违法财产”，险些引来大灾，对于为何数十载不纳赋税一事，尽都推诿于家中总管，一时间贵族府上“刁奴”丛生，匪夷所思得让人瞪目结舌。

太子在三皇子频频示意之下，又是满怀孤疑，又是犹豫踌躇，持笏出列，为涉案权贵求情，无非是那些不知者不罪，并及时挽回，庆幸未引发大祸的好话，天子却也顺坡下驴，严辞警告一通后，还赞了一句太子仁心宅厚，只将工部牵涉之官员以“玩忽职守”罪名罢职处刑。

金、秦二相才松了一口长气，又被天子接下来的一道诏令吓得悬心。

授楚王世子临机决断之权，务必察明瞒灾一事，重惩企图因私瞒公者，在并州行任何事宜，皆可持诏而行，不需呈章先禀。

诏书快马送往并州。

不过两日，得知楚王世子已经赦了两县知县的秦相就有所行动。

通政司那位秦党知事，忽而畏罪自禁，留下遗书一封，称是受了左通政童纬义之贿利，隐匿了两县知县之奏章，于是乎，另一个负责上下文移的金党知事便首当其冲，重刑加身之后，招供出自己是“受请枉法”，又咬了童纬义一口。

童纬义虽大喊冤枉，却被当朝罢职，扒了乌纱帽，移交大理寺候审。

金相惊出一身冷汗，自知中了秦怀愚之算计，将他恨得咬牙，无奈的是他那党羽已经招供，还是当着御前……正筹谋着该不该将童纬义弄得“畏罪自尽”，却被亲信幕僚霍真一席话提醒：“相公当虑，若此时童通政‘畏罪自尽’岂不坐实了隐藏灾情的罪名？如此一来，施知州岂不难保？”

既然县令不曾瞒灾，童纬义有罪，追究下去，施德作为上级知州，肯定就是知情不报。

“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施德我也难保。”金相当真被这些时日连番变故弄得心力交瘁，脑子有被门挤的趋势。

“相公不可呀，并州之事还得靠施德看着呢，这会子让他获罪，若他把那事供了出来……”

金相大是懊恼：“大不了就此作罢，事已至此，再不可冒险。”

“相公，眼下朔州都指使、并州卫指使，并那几家握兵之勋贵都投了本金，若这时收手，他们岂不怨怪相公？他们早有图利之心，相公就算陪了本金，也不会让他们满意，故而，这事还得继续呀。”霍真抹了把额上冷汗，暗忖金相当真是“廉颇老矣”，行事越发欠缺果敢。

“那你说，眼下应当如何？”金相对这幕僚是当真信重的，简直就是言听计从。

“金相当劝说童通政，当以子女为念，若他入罪，他才刚入仕之长子又该如何？故而这时，应当以死为证清白，只触壁诸类行为，未免让圣上怀疑是他人灭口，不如绝食绝饮，喊冤而亡，如此，仅有那知事口供，不足为惧，就算他反口再指证相公，这多变之辞也不足为信，再说，他应当也没有这个胆量，相公再使言官上折，质疑那畏罪自尽的知事，他分明是秦相一党，哪里会被童纬义收买？分明是有人想陷构童纬义！相公牵涉进秦相来，把水搅混，一时之间是非也是难断，只要那事顺利，并朔守将们落了好处，再找个时机将施德灭口，世子再怎么察，也没有实据了。”

金相盘算一通，觉得此计当真可行，童纬义虽不是个忠义之人，却极为爱子，眼下他即使招供实情，性命也自难保，还白白连累了儿子，应当能够劝服。

于此，数日之内，京都朝政风云变幻，通政司连连死人，秦相也被言官参了一本，颇有些焦头烂额，而那个掌管上下文移的可怜知事，一会儿咬金相，一会儿咬秦相，一会居然连苏轲都咬了一口，短短几日，居然就疯傻了，搂着大理寺卿喊夫人，并州灾情究竟是谁隐匿，表面上十分地扑朔迷离。

秦相便将“水落石出”“洗清污名”的希望寄托着了身在并州，有临机决断之权的世子身上。

故而，随着八月的到来，虞沨在并州的生活渐渐开始忙碌。

起初对世子“不给颜面”“放洪淹田”的行为极度怨尤的世家们，率先开始了拜访。

常山伯原本就与楚王府有些旧情，他占的“滩涂”面积不大，损失自然就小，最是不以为意的一个，不过顾及着“同党”们的心情，不便与世子示好而已，当得秦相示意一到，自然是第一个登门，先是对孟高的事极尽歉意，便将质疑落在了施德身上，声称属官犯事，又是杀人重罪，施德一不通报监察御史，又不知悉山西按察司，三两日间便将案件审决，封卷移交刑部，虽并州乃直隶州，施德如此行事并不违规，可按察司主管一省刑名，若有疑案可依律纠察，言下之意，似乎是说按察司已得秦相“意会”，且看世子打算。

孟高当然要救，但是这时却不到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