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评议文章，若论核查深究，必须例证博举。譬如《离骚》，其陈述唐尧虞舜的刚正不阿，或称颂商汤周武的敬畏顺达，完全符合《尚书》中《尧典》《汤诰》的体例；而讥讽夏桀商纣的狂妄偏执，或痛心后羿过浇的覆灭陨落，恰恰契合了《诗经》中规劝讽谏的宗旨。再如《涉江》用虬龙比喻坦荡君子，而《离骚》拿云霓比喻奸佞小人，这不正是《诗经》中“比”“兴”的意义吗？还有屈原《哀郢》之触情生情，而宋玉（约公元前298-222年又名子渊战国时鄢人）《九辩》之君门九重，岂不都是《诗经》中爱国忠君的体现啊……瞻望上述四项内容，不但与经书和谐一致，而且完全是一脉相承。至于《离骚》中，像驾八龙挂云旗、携天神寻洛神、求鸩鸟媒娀女等，确系迂阔怪诞之言辞也；又如《天问》讲“共工倾地”“后羿射日”，以及《招魂》说“九首拔树”“土神三目”等，实属匪夷所思之想象矣；再者《离骚》高调愿学彭成投水，而《九章•悲回风》决意侍从子胥尸江，此等狷介狂放之词，乃是桀骜不驯之侠志焉；若说《招魂》，何以渲染男女杂处而不过分，为何描绘昼夜酗酒而不淫义过度，大概是想表达纵情娱乐的极致吧……审视上面四种事实，确实与以往经书不同。

若与《尚书》《诗经》等古代典籍比较，楚辞的利弊得失，大致如上所述。由此而论，楚辞逊色于三代经典，近似战国时“风”“雅”，却是《诗经》“雅”“颂”的发扬光大，应是后来辞赋的高屋建瓶者。纵观楚辞的体格主旨，虽与经书融会贯通，但在词藻想象上，能够标新立异，敢于不拘常规。像《离骚》《九章》，措辞爽朗瑰丽，诉诸哀怨衷肠，而《九歌》《九辩》，语句美轮美奂，抒情深挚感人；如《远游》《天问》，文思古怪离奇，托志神采异能，而《招魂》《大招》，辞章纵横华丽，想象恣意飞扬；再如《卜居》，标榜随心所欲的真谛；更有《渔夫》，寄寓卓尔不群的气质。所以说，一旦列举了如上之姣姣者，楚辞堪称蔚为大观，旨趣足以继往开来，尤其精彩纷呈的艺术造诣，业已技压群芳也。

自王褒（公元约513-576年字子渊琅琊临沂人南北朝文学家）《九怀》之后，凡追寻楚辞风格者，均没有超越屈原、宋玉的文采飘逸。究其原因，像屈原、宋玉，倾诉情怀哀怨，抑郁深沉而真切感人；叙述离别孤寂，悲切怅惘且难以忘怀；指点山川河流，声情并茂似历历在目；描绘四季变迁，风花雪夜像触手可及也。所以，枚乘（公元前?-前140年字叔淮阴人西汉辞赋家）、贾谊（公元前200-168年字太傅洛阳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紧随楚辞风范，得以创造出丽句华章，而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118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西汉辞赋家）、杨雄等延续楚辞余波，终于成就了不朽篇籍……类似这样一些受益于楚辞的文人大家，何止一时一代的人们啊！

凡研磨楚辞者，才高敏思的治学，可以深明大义；投机取巧的猎奇，可学艳词美句；吟咏风月的效仿，可通山川气势；稚童蒙学的亵玩，可知草名花香。他们之中，无论是谁，如果梦想在文坛上驰骋纵横，最紧要的必须是：把握古典经书的车轼，执掌《诗经》“雅”“颂”的准绳，大胆驾驭神采飞扬的楚辞……唯如此，即便探奇访幽，也不会迷失正道；虽然花样繁出，却不至于误入歧途；尽管顾盼神飞，依然可以轻驾就熟；纵然俯拾皆是，貌似唾手可得，依旧中规中矩，还能穷文致理……尚且如此，又何必羡慕司马相如一样的才华横溢，又何须期盼王褒一般的嘉奖赞许呢？

总而言之：若世间没有屈原，又怎能见到《离骚》？惊世骇俗的才华啊，亦如云逸风号的狂飙。壮志凌云冲霄汉，意欲天公试比高。山川河流无穷尽，屈子情思有边疆。金相玉质好文章，锱字铢词闪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