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舜典》记载虞舜说过：“诗言志、歌永言”。帝王如此圣教，早早便把诗歌的定义明确了下来。所以，郑玄（公元127年-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东汉末年儒家学者经学大师）在《毛诗序》中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就是说：暗藏心头的志气，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就是诗。那么，所谓诗歌创作，亦不过就是用文字记录人间的情志罢了。所以说，“诗人”就是一些拥有志气情怀的人啊。另外，在《论语•为政》中，孔夫子引申了《诗经•鲁颂》里话，并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上面例举的圣言宝训，如同诗的天启符谶也。

人有七情六欲，便会感应周边万物变化，进而咏叹歌舞，抒发志气胸怀，这是多么自然而然的事情啊。远古的葛天氏时代，模仿鸟名而成《玄鸟》曲调，而黄帝时节的《云门》舞谱，也不会是空穴来风。至于唐尧《大唐》、虞舜《南风》两首诗歌，还都是比较简单的表情达意而已。到了功成名就的夏禹朝代，歌颂大禹的《九德》，显然完善的都有理有节了，而太康道德沦丧之际，随即便有《五子之歌》出来，对他讽刺劝诫。据此可见，诗歌用于美誉讽刺的功用，确实由来已久矣。历经商朝到了周代，“雅”“颂”蔚然成风，《诗经》“四始”“六义”浑然一体。所以，那会儿的《诗经》内容，子夏（公元前507-420年姓卜名商春秋时晋国人“孔门十哲”之一）省察“素以为绚兮”，便透彻了忠信礼仪的根本；子贡（公元前520-456年复姓端木春秋末年卫国人“孔门十哲”之一）钻研“如琢如磨”，而觉悟了精益求精的道理。鉴于此，孔夫子评价他俩已经具备可以交流《诗经》心得的资质水平了。伴随姬周王朝的道德滑坡，采集民歌日渐凋敝。春秋年代，凡祭祀应酬和会盟引荐，主宾惯常吟诵《诗经》旧作，借以显示彼此的身份尊贵和志气才华。于是，楚国怨声载道，时有《离骚》怀忧讽谏；秦始皇废书坑儒，伴生《仙真人》附会穿凿。

汉代伊始，时尚四言诗，首当其冲的当属韦孟（公元前228?-156年西汉彭城人），其匡恶讽谏的格调，承继了姬周时代的风范。汉武帝赏识文学，建造了柏梁台，君臣吟诗，七言成句。当此时也，文坛俊杰严助（公元前?-前122年本名庄助西汉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其辞章飘逸繁华，却没有固定规制。汉成帝（刘骜公元前51-前7年西汉第12位皇帝）时期，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年字子政沛县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奉命辑录诗品，朝廷内外入选佳作三百余篇，却不曾见五言诗文。因此，后来流传的李陵（公元前134-前74年字少卿陇西成纪西汉名将）、班婕婌（公元前48-公元2年汉成帝妃子西汉女作家）作品，被怀疑是伪作。其实，在《诗经•召南》的《行露》中，五言诗已经初露端倪，而《孟子•离娄》《楚辞•渔夫》里面的《沧浪歌》，则完全属于五言歌词了。另外，春秋故事，晋国犹施的《暇豫歌》，而近代辑录汉成帝民间的《邪径谣》，均可佐证五言诗句，确凿由来已久矣。像五言佳作《古诗十九首》，有的说是枚乘作品，但其中《冉冉孤生竹》一篇，却是傅毅（公元?-约90年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东汉辞赋家）的手笔，单单比较里面字词文采，他们大致都属于两汉时期的作品吧。若进一步核查深究其文体内容，因朴实率真而不粗俗，语句婉转并善假于物，情感悲切惆怅而真实感人，据此足堪五言诗之桂冠也。至于张衡的《怨诗》，不但清新典雅，尚且回味无穷，而他那歌咏仙人的诗及其节律舒缓的歌，不仅优雅别致，还有新的韵味。

东汉末年的建安时节，五言诗如日中天，各路豪骏，奔腾驰骋，踊跃驱遣。曹丕、曹植兄弟争锋，并驾齐驱，而王粲、徐干、应瑒、刘祯紧随左右，各显其能。纵观他们诗文内容，或怜风惜月，或戏池游苑，或述恩显荣，或酗酒酣宴，一个个任意颐指使气，一首首敢于慷慨陈词，坦荡的是磊落情怀，倾尽的唯禀赋天才。再看他们的艺术造诣，一段段表情达意，不再拘泥纤细乖巧，一行行遣词造句，更是唯求简洁明了……这就是建安文风的共性所在。

曹魏正始年间，道家玄学兴盛，“清谈、避世、成仙”之杂诗泛滥，像何宴（公元?-249年字平叔南阳宛人三国时期曹魏大臣玄学家）等人，言辞轻率浅薄，内容玄虚不实。唯有嵇康，志气清高挺拔，文风狷介轩昂，而阮籍志趣幽闭深邃，文辞哀怨隐晦。再如：著有《百一诗》的应璩（公元190-252年字休琏汝南南顿人应玚之弟），遣词成句尽管诡谲，但道理闪现，却直白透彻，由此逆境存身，堪称独树一帜……这里面正直率真的格调，应属建安文学的遗风。

转入晋代以来，诗人们逐渐倾向轻率飘逸，像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三兄弟）、二潘（潘岳、潘尼叔侄）、左思、二陆（陆机、陆云兄弟）数人，盘踞文坛之上，大致齐眉比肩。他们的诗文，字词文句热衷铺张浮夸，完全延续了正始流俗，而在志气情调方面，若论刚健柔美，远远逊色于建安风骨，特别是有的矜持着像对偶排比的格式，刻意寻求字词韵律的迤逦奥妙，而有的遣词造句竭力应合时俗潮流，借以显示自我的才华门第……这大致概括了西晋时期的文化风气。

东晋偏安江左，风气愈发沉溺道门玄学，文化才俊蔑视投身时事政务，世族大家热衷清谈玄理幻虚。所以，自袁宏（公元约328-约376年字彦伯陈郡阳夏人东晋玄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孙绰（公元314-371年字兴公中都人东晋玄言诗人）以来，虽然文采时有雕琢绚丽者，但究其内容，一概清谈说玄也，故而无出其右者。所以，唯有郭璞（公元276-324年字景纯河东郡闻喜县人两晋时期著名文学家训诂学家风水学者）的《游仙诗》，拔地而起，名重一时。刘宋初期，两晋文风虽有延续，但变革已露端倪。道门玄学日渐消退，而寄情山水的欣欣向荣。于是，诗人们竭力谋求布满全篇的对偶对仗，用以标榜文采水准，甚至不惜一掷千金，仅为了苛求一字的新奇。所以，凡描绘景物，无不极致逼真，每斟字酌句，极度推敲反复，唯求标新立异，梦想一鸣惊人……这正是近代诗人竞相追逐的理想目标。

纵观诗歌发展源流，其中的变化进步，即便不是一目了然，依然可以显而易见。归纳这里面变化的一些相同与不同的特点，也就不难把握各个阶段文化潮流的风气特质和主流方向。大致而言，典雅温润的四言诗，应是诗歌走向规范的标志，而五言诗的音调平和，以清冽华丽见长，虚实简繁均可适用，以至于文人雅士，偏爱有加，推崇备至。像张衡抓住了四言诗的典雅，而嵇康汲取了四言诗的温润；张华凝集了五言诗的清冽，而张协发挥了五言诗的华丽；至于兼容并蓄且能得其精气神者，应属曹植、王粲，而偏长一端并能胜于蓝者，首推左思、刘祯。然而，在内容形式上，尽管诗歌存在一定的规矩方圆，但是诗人的思想感情却因人而异，自然各取所需，贵在随心所欲。所以在他们之中，能够达到面面俱到和融汇圆通者，实属凤毛麟角。恰恰如此，任何事物一旦通透其中的难点所在，随之简单易做，反尔迎刃而解了，此即“知难行易”者也；同样，若轻率认定诗歌创作是一件简单易行的事情，随即而来的必定是举步维艰的困境，即“知易行难”也。再者，像三言诗、六言诗和杂言诗，源头也可归入《诗经》中间；还有拆字诗，根本在于满足图谶的需要；回文诗，则是道家故弄玄虚的幽冥演示；联句诗，不过就是延续了《柏梁台诗》的体裁……总之，类似这样一些在字数、形式、内容上，或繁或简，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却同样是寄情言志的文章，都可以划入诗歌范畴，也就不再赘述了。

总而言之：亿万民生兮，生而有志兮；志而咏歌兮，歌文载册兮。诗发三皇渐成风，流落“二南”始达功。天理人情贵自然，政教艺术尚自由。盖世华章不间断，文采风骨永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