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丧亲》上讲，孝子在服丧期间，言辞话语不需要咬文嚼字，更无须苛求文采飞扬。而这种教诲的另一面，则是强调在日常生活言语中，君子还是应该斟词酌句，更需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老子一贯谴责华而不实的言辞，甚至断言“美而不信”。然而五千言《道德经》，却是何等华丽精致，完全不粗陋啊。在《庄子•外篇•天道》中，特别指出，若用言辞“辩雕万物”，既不用乖巧取悦别人，更不能沾沾自喜。但是，这其中所要强调的还是辞藻修饰的积极功效。另外，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面，尽管也谴责“艳采辩说”不如务真求实，却又从侧面提示“巧言令色”很能蛊惑人心。因此，如果论证艳词丽句在文章中利弊得失的价值意义，像庄周和韩非不但有鲜活的例举说明，并且剖析的足以叹为观止了吧。所以说，研读《孝经》《道德经》，即可懂得，文章质地的好坏，取决于性情志趣的高低；而读习《庄子》《韩非子》，随即明白，辨别道德的是非对错，并不排斥据理力争和文采飞扬啊。事实上，毋庸置疑，无论探寻泾水还是渭水的源头，亦不管驰骋在正路还是邪道，原本都可以驾驶同样神采奕奕的宝车骏马，这犹如胭脂粉黛用于乔装打扮，亦如眉目传情增加妖冶妩媚一样，归根结底，辞藻无论多么华丽绚烂，终归只是用于言语文章的修饰装扮，而辞章义理若能够真正达到感人至深的程度，仰仗的还是作者的性情气度和壮志胸怀。若用织布来做比喻，情志就是文章的经线，而辞藻则是文理的纬线。只有经线中正，才有纬线的相辅相成；唯有情理确立，才有辞藻的蓬荜生辉。这就是文艺创作，或著书立说，所谓“和谐达功”的根本道理所在啊。

以往文坛之上，最初诗人书写文章或创作篇籍，必定是直抒情怀，为的是展示志气。然而，到了辞赋家的时代，却为了艺术创作而虚构感情了。为什么这样讲呢？翻看《诗经》中“风”“雅”作品的兴致所起，离不开志气昂扬和义愤填膺，所以其中的吟咏美刺，敢于囊括天地人间一切是非得失，并不特别避讳权势礼制的尊卑高低……这样一种姿态，才是依傍情志而自由创作的典范。至于后起的辞赋家，竟然在没有激情忧愤的情况下，俨然习惯了矫揉造作，热衷于虚张声势，不过是为了沽名钓誉而已。像这样一种格调，就是“因文造情”的榜样啊。不言而喻，因情著文，贵在真情实在，关键又要适度放纵；然而，因文造情，必定虚荣繁华，并注定华而不实。近代诗人的弊病，不仅是远离风雅，而且避实就虚，显然已经堕入了后来辞赋家的套路歧途。时值于今，文章原本特别尊崇的个性情志的阳刚正气，竟然日渐败落，反而追逐华而不实的歪风邪气，竟然愈演愈烈了。

看当下文艺风气，有的痴迷高官厚禄，却假唱田园风光；有的纠缠俗物凡心，却高歌庙宇空房……诸如此类，明目张胆的口是心非，显而易见的欺人自欺，不但主动鼓噪喧嚣，而且公开招摇过市，是非颠倒竟然达到如此地步，岂能不呜呼哀哉。古人言：“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男子树兰何曾芳菲。”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尚且如此求真纯情，人世间的文章篇籍，又怎能任由虚情假意恣意横行呢？

溯本清源，文学艺术之所以推崇斟词酌句，并欣赏文披华采，只是为了弘扬道德义理的优美华贵。但是，任何形式和内容上的义理迷离与辞藻乖张，只会虚张声势或喧宾夺主，必定误入歧途而积重难返。在自然界，翠鸟尽管羽美，肉桂确有奇香，若将翠羽肉桂做诱饵，反而钓不到鱼虾。所以，《庄子•内篇•齐物论》中有“言隐于荣华”，而《诗经•卫风•硕人》则有“衣锦褧衣”，类似这样一些名言警句，都在提醒人们不要因为粉饰打扮的过度，从而失去了事物的本真。《易经•贲卦•上九》有“白贲，无咎。”的象辞，一是强调本色纯正，才是勾勒涂画美好未来的坚实基础，二是色彩无限繁华的终极，必定在于返璞归真。

在文学创作中，体裁与情志的关系，如同制作青铜乐钟中模范与器具的关系一样，体裁格式就是模范形态，而个性情志如同钟型音域。只有周正、平衡和稳重的器质型制，才能够保证音色纯正；唯有在保障音色纯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雕琢镂刻上光彩夺目的璀璨纹饰。然而，无论纹饰多么绚烂，亦不管音域多么宽广，如果背离了乐钟的个性品质，都不过是形同虚设罢了。所以，情志与文采的关系，亦如颜料的五光十色，唯有“青、黄、赤、白、黑”正色凸显，或明或暗的杂色，才能被摒弃殆尽。这既是文章之所以雕琢推敲的本质，也是坦荡君子之所谓文质彬彬的真容。

总而言之：自古至今，言语吟咏的流传远扬，凭借的是文采华章。人生于世，谈吐举止的英姿飒爽，仰仗的是气宇轩昂。艺术创作，先立伟岸情志，再求文采飞扬。莫如吴地彩锦容易褪色，勿像木槿花艳朝生夕亡。虚情假意必短命，自欺欺人寿不长。呜呼哀哉，空欢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