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戒第二十六》记载，管仲曾对齐桓公讲过：“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在这句话里面，管仲意欲阐明的事实是：“没有翅膀的名声，一样可以四处飞扬，而没有血统关系的感情，同样能够牢固培养。”对此，凡文章书写者，一旦彻底明白了这里面的义理所在，再于舞文弄墨之际，也就能够特别谨慎小心了吧。

自古至今，无论名人大家，还是随便舞文弄墨者，亦不管他们是否生活在同一时代里，只要大家一起跻身文坛之上，都难免会被放置一起，共同遭受后人一而再三的相互比较、彼此挑剔和众口评说。即便历代圣哲贤达的经典名作，在他们中间，亦无论属于才华横溢的神来之笔，抑或就是深思缜密的精益求精，都同样不可能十全十美，也依然存在或多或少的瑕疵、缺陷和错误，因而会受到近似吹毛求疵的斥责。

三国时期的曹植，才高八斗，文章盖世。但是，当父亲曹操逝世时，在他写的《武王诔》中，竟有这样一句话：“幽闼一扃，尊灵永蛰。”（大意是：墓门一关，圣体永远蛰伏了。）；另外，曹植曾经给侄子魏明帝曹睿，写过一篇《冬至献袜颂》，里面有一句：“翱翔万域，圣体浮轻。”（大意是：穿上这袜子后，身体能够漂浮起来，可以巡视国家四方了。）然而，如果使用像胡蝶一样“浮轻”以及如昆虫一般“永蛰”的比喻文字，来赞美尊贵的帝王，这在礼仪上怎能算是恰当的措辞呢？

西晋时期，在著名诗人左思《七讽》（今亡轶）中，竟然说孝道也可以不顺从。像这样的话语，简直公然违背了圣人教诲，所以文中即便还有其他特别高明的观点，也就不值得再看了。也在这一时期，当时最擅长写哀悼文章的潘岳，在悼念家兄时，竟然用到“感口泽”；而且在追思早逝女儿时，还使用了“心如疑”的字句。尽管在《礼记·玉藻》中，确实有这样句子：“母没而杯圈不能饮焉，口泽之气存焉尔。”（大意：母亲去世后，再不敢使用她曾经用过的饮具，仿佛杯口留有母亲的气息。）；而且在《礼记·问丧》中，也存在这样的话：“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大意:去送丧路上，如同活着时的仰慕追寻。回来路上，还怀疑是否真的逝世。）。但是，像这种“口泽”“如疑”的用法，通常主要针对至尊的父母，若用于兄弟儿女，即便文辞写得再哀怨悲怜，却有失礼仪尊卑的伦理大义吧。

单言上述人物比拟中具体例句的得失，也就不难明白：在文章中，凡涉及帝王、君臣、父母、兄弟、子女时，必须要顾忌尊卑老幼的论理规范。但是，东汉时的崔瑗，为当时的一位李公，所书写的诔文中，竟然把他比喻成黄帝和虞舜。还有魏晋时的向秀，在他怀念嵇康的《思旧赋》中，将嵇康临刑时与儿子的告别话语，竟然与李斯的情况相互比对。在此需要明确的是，在一般文章中，如果选用比拟对应时，尤其在某些特殊场合，或者处于某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宁可在美好品行方面，所使用的比喻可能过头一些，但也不要在败坏他人德行方面，选用比喻的太过丑陋。所以，像《左传·襄公十六年》记载，齐国大夫高厚在诸侯宴会上，当众表演违背礼仪的歌舞时，不但其本人遭到谴责，而且致使其国家处于被动地位。毋庸讳言，精巧新颖的言谈文字，一般都特别容易吸引耳目，而拙言悖论的措辞腔调，一样也不难被人识破，并且遭到质疑、谴责或憎恨。这如同白玉微瑕一样，之所以司空见惯，因为彻底清除干净甚难。所以，世间文章中存在瑕疵现象，实在不胜枚举。上面四个例句，仅是窥斑知豹而已。

文章之所以成立，并还能传播，依赖的不过就是字词文句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意义罢了。所以，书写文章时，尤其在选择字词文句当中，特别需要训诂周正之后，才有可能在表情达意上，达到准确精道的理想效果。然而，除了像字词文句本身的含义需要十分准确外，更需要组合起来的字词文句，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整体观念和个人意见，都必须合乎社会民众热切向往和积极尊崇的道德伦理，这样才有可能够获得更广泛的传扬广播。

自晋末以来，文学作品的创作意旨，逐渐飘忽不定。这一时期，不但出现了像“赏际奇致”的鉴赏话语，并且还有如“抚叩酬酢”的怪诞评说，甚至单凭文章中的某一个字，即可评价为涵盖了全部文章的志气情怀。然而，“赏”或“赏际”的本义是“因功而得到物质奖赏”，这和内心感受、思想颖悟和精神升华，根本没有必然联系；而“抚”或“扣”都是一些肢体动作而已，怎能表明道德伦理的是非对错呢？像这样一种批判文学的“指瑕”评说，在具有鲜明“美刺”价值意义的《诗经》之“风、雅、颂”中，不仅没有见过，即便在整个汉魏时代，也不曾耳闻。所以，像如此怪诞奇葩的“指瑕”，或说文学鉴赏，或讲批评文艺作品的使用标准，尽管貌似情有可原，然而即便单凭训诂，也会即刻知道其中的荒诞谬误。至于艺术鉴赏为何走向了如此低劣的程度，究其根本，一是源于世道错讹失序，二是文风涣散不经。正因为如此，自刘宋至今，即便有才华的作家，也没有根本转变此等散漫荒诞的拙劣文风。而像这样一种不良文化风气，既然已经积习成俗，也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根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