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放在神宗朝及以前，若官家一提此言，便会有大臣一口否决，然本朝自徽宗登基后，便搞起了一言堂，徽宗皇帝又岂能听进他人之言，再者说蔡京、郑居中、王黼俱都是媚上之臣，又哪里敢反驳徽宗的话，对于乐天的这个任命，自然而然便落实了。

早朝散去，出了殿的一众官员依旧是议论纷纷，乐大人虽在千里之外，刷存在感刷的太厉害了，与现在相比，之前在汴梁城为官时闹出的那些动静几乎成了毛毛雨。朝堂之上的大小官员们，皆是不经意间将这个名字记得牢牢的。

满朝文武不知道的是，在延福官的御案上，几日前就有一封被记为《钱塘知县为市舶及海匪患二事疏》的奏折静静躺在那里。这封奏疏里除为大宋市舶税赋流失的反思与海匪为患的剖析外，乐大人还挟带了些私货，多少有一些为自己叫苦叫屈，但也俱都是点到为止。

其中，第一大部分为描述形势的险恶：

钱塘前任知县张某被害一案，实属骇人听闻！臣细加追查下来，一为其妾与奸夫合谋；二来张某一案涉及挪用公帑、与商贾合股参与走私，实属骇人听闻，若非张某挪用公帑断不至于县衙钱库小吏席卷银钱而逃；若非如此，下官也不会寻蛛丝马迹而查出走私大案。由此可见过钱塘杭州境内贩私者甚多，更可以看出近年来缉私不利、市舶税法大坏。

杭州商贾巨富，非它地可比，官员动辄往来，接待一事俱由商贾出资而非府衙出钱，究其细因，正所谓毫厘之末可洞风云。

臣查钱塘奸商王佐挟私出海，便有杭州余杭商贾胡某鼓动钱塘士绅商贾搬离钱塘，本朝自开朝起便有土地兼并之弊，钱塘士绅商贾离于本地，与撼动朝廷根基有何异哉？臣欲惩其却被杭州知府拦下。

试问，杭州知府是官家之臣还是杭州商贾之臣？今日这杭州是官家之杭州还是商贾之杭州？朝廷之税赋流入商贾、贪吏之手，此若久矣，我大宋当如何养官豢兵？

臣到任钱塘两月，躬谨勤于王事，查案、缉私，却招致府衙疏远，商贾侧目，更被陷入牢狱，臣心甚凄……

总之，乐大人这一部分描写成朝廷税赋流失惨得的模样，同时又很保守的给出了一个数字，仅杭州一地市舶司每年就流失了二百万贯的财税。

第二部分，乐大人又言明海匪祸患，与因海匪祸患而带来的机遇，并且要权：

近日，杭州湾海匪祸患日趋严重，官军水师数剿而不得胜，反损兵折将。依臣来看海上匪患虽为祸事，但塞翁失马，焉之非福？可借剿匪患之机，平定匪患，加强缉查海上行私商贾，可谓一举两得。

另，本地商贾于本地行商，枝叶蔓延可谓树大根深，与地头蛇何异，本地官僚多与之有交，己不堪大用，故而应用外来之官整肃缉私，唯有此才能去其弊也！

第三大部分便是表决心：

古之贤人尝言：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臣读圣贤书，效古人行圣贤事，居于其位便谋其政，纵有险阻，臣肝脑涂地也要誓除污垢，还一县之清明，以上报陛下知遇之恩，下抚黎民。

看上去乐大人写的这封奏疏又有几分《出师表》的味道，与乐大人此前的那一篇奏疏前后响应，正如前、后出师表那般。这虽然不是八股文，但和后世唤做官八股的文章极为类似，总之古时的奏疏大致的格式就是这个模样。

这奏疏是写给官家的，同样也是写给嘉王殿下的，全文中所有的话都抓住了一个钱字，国家养官豢兵、官家玩乐修建艮岳皆需要钱，可以说将徽宗赵佶与嘉王二人的心攥的死死的。

除了给徽宗皇帝写奏疏外，乐大人还给梁师成、王黼、以致于陈御史写信，讨一个可以合理插手市舶司事务，又能整治杭州商贾的官衔。算是为公，也算是为私。

乐大人这封奏疏是以钱塘知县名义发出的，但走的却是嘉王的路线，一来是奏疏走得快，二来向嘉王殿下表忠心，自己是嘉王殿下的人，抱好这条大粗腿。

若是走正常奏事路线，非报急报变之类的大事，这封奏疏要递到皇帝面前不知道要多少时间，甚至有可能落到蔡京的案上就被烧成了灰，毕竟基中涉及到王汉之，王汉之又是蔡京举荐之人，眼下御史言官这一块己经被王黼、王安中所掌控，免不得被二人弹蔡京一个用人不当的罪名。

七月十日，新任两浙路廉访使赵约赴任，除了新官上任以外，更是奉了朝廷之命调查乐天奏疏。

乐大人虽说是向上告了状，但朝廷自有监察机制，更不能偏听偏信，正好前任两浙路廉访任期己满，这赵约做为继任补缺。

两浙路廉访使赵约到任杭州，一见杭州城沿钱塘县界被乐大人挖得乱七八糟，还见钱塘县衙差伇在路上设卡收税，又向杭州城百姓问明原因，确认那余杭商人胡岩山有鼓动钱塘士绅搬离钱塘，被乐大人缉拿，后被王知府开脱之事，又着王佐问明走私出海一案……总之，将乐大人到任钱塘以后所有的案了查了一遍。

随后，赵大上向朝廷奏疏，就没有什么事了。

朝廷对乐大人虽然有了任命，全却没有下达，直到赵大人奏疏到汴梁，朝廷才将乐大人的任命发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