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轮攻击波在8月，就由刘琦、钱顗等御史发起。结果一个被贬监处州盐酒务、一个被贬监衢州盐税。

之后出场的是苏轼、苏辙兄弟。苏轼的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要明白其中奥妙，得先思考另一个问题：均输法出台前，京城的供需早已脱节，可为什么开封城还能保持住封建社会有史以来最巅峰的繁华呢？为什么？

那就是大宋朝最为后人所向往的、截止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整个世界上最昌盛自由的东西——商业。它在汉人所创造的正朔朝代的版图最小的地域里，达到了让人无法想像的高度！像梦一样美丽繁华的汴梁城就是证据！

但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荣、周边的流通。可另一方面也让金山银河从大宋国库旁边流走，跟国家不发生关系。

联系到苏轼的话，就是“自均输法实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均输法要做的就是和商人们争利润，把商人们的利润收归国有。而商人们不敢动，就是均输法的成功。

有人要说：这不是垄断吗？打击自由竞争？这是在走历史的回头路，把本己兴旺发达的宋代商业硬生生地扼杀！也对也不对。因自由竞争、垄断这样的名词是发生在现代社会里的，与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商业税。在宋朝，不管商业怎样发达，只是相对于其它朝代而言的。在主体上它仍是个农业社会。以农业税为准收缴的商业税，能和那些大商人赚取的利润相匹配吗？

两苏之后，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发起了新一轮攻击波。范纯仁是个让人摸不透的人，一生总在变法、不变法之间飘来荡去，秋千打得很有水平。这时他第一个跳出痛骂新法，而10多年后，他的表现恰好相反…

这时他职务和他父亲当年一样，是知谏院。他的奏章再次重复君子小人论。在他看来，新党无事生非。所谓的富国之法，不外乎是向汉朝的小人桑弘羊学习，每天里像商鞅那样想着怎样赚钱，完全违背了孔孟等圣人教诲…

12日。范纯仁被罢知谏院，贬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16日，苏辙被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出任河南府推官。

还有冯京、谢景温、李常等人不断攻击均输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扰乱秩序。法术不正。不知所谓“秩序”是哪一条大宋律例所规定的？也不知正确法术是什么？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党们就是不正！

对此神宗皇帝没什么好脸色，当着国家公务员，拿着赵家发的工资，却站在大商人那边说话，这世上还有天理吗？没别的，一个一个的驳斥、赶走，都一边凉快反省去！

截止到这，还只是些小打小闹，均输法实行后，富弼、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等久负盛名、威力巨大的大佬们都还没登场。也许他们还在观望、在思考…

另一边，宋神宗、王安石他们在做的就是稳住脚步、借着打压反对派的势头，把均输法推广全国，让每一路都做起来！要让全天下人都看到国库充足的状况，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一适应期，让他们僵化平稳了100多年的脑子能渐渐适应改变。

王安石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奏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变法的事，缓变会有利，急做害处多。大家要集思广议，慢慢来”

新法第二条法令关系重大，因它涉及到了国家之本——农业。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一个处理不当，就会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甚至改朝换代！有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是因农业垮了，百姓们吃不上饭才铤而走险，当了暴民！

这项新法名叫“青苗法”它在史书里大大有名，甚至于成了这场“王安石变法”的代名词…

说青苗法，必须得跟另一个名词联系起来，那就是盛行于唐代的“常平仓法”这法令可说是项百分百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从哪一点上说，都没半点害处。它是杆国家特设的天平，当丰收时，国家出钱稳定市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当灾年出现时，国家以低廉价格卖出，让人民能吃上饭。

注意它的性质：完全是不盈利型的，是种国办的公益事业。那么问题出现：既这样好，为什么王安石还要改变它，去实行青苗法呢？

这再次验证了条真理——世上没坏事、只有坏人。无论多好的政策，都要看是由谁去实施。历朝历代，国家都由儒家学说统治，虽有些奖惩条例，可远远达不到监督力度。常平仓法再好，也被底下官员们给败坏了：这帮人里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仓里粮，较有经济头脑的是把仓里的粮拿出来，和奸商们勾结，在灾年时以屯积、提价等手段卖出，发的不是国难财，是人命财。同时作为农民来说，他们的口粮都成了问题，种子粮又怎会剩下？于是开春后只能去借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