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战（七）

被大都督府细作刻意推动的流民潮以南北双方都始料不及的速度在蔓延，第一批冒险者登船出海后，数以倍计的跃跃欲试者受到鼓励，一下子把滨州小县塞了个满满。方家、苏家、陈家、南洋商团、黄水洋群雄，大都督名下的几大海上势力同时出动，竭尽全力将流民向南方运，但每天在海岸边迎风屹立的人数依然只见多，不见少。

五日后，滨州县令被蜂拥而至的流民潮吓坏了，修书向中书省告急。中书省的蒙古官吏们弄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几万流民有什么值得惊诧的，不就是些汉人和契丹人么，拎不动刀枪，又不会骑马射箭，当年如果不是耶律楚才这老不死硬拦着大汗，说什么汉人有纳税功能，这些人早被杀光了。

跑了好，跑了大伙还省心，空出来的土地刚好给立了战功的武士们当牧场。在蒙古官吏们的刻意拖延下，滨州县的告急文书被压了十几天才转到了负责国库收支的汉臣卢世荣手上。卢世荣见此，大惊失色，赶紧奏明太子真金，请他下旨令各地官员严加防范，不得再放流民向沿海州县靠拢。哪里还来得及，文书来往一个多月时间，赶到海边的百姓数量已经以十万计。

去南方，甚至南方的南方，也许会死于旅途中，但毕竟还有活下去的希望。留在忽必烈治下的北方当奴才，结局只有一个死。你忽必烈得了天命也罢，是王道正统也好，与只有纳税权的奴隶无关。只有纳税权的奴隶只想活着，让自己和自己的后人作为一个平民而不是一头驴而有尊严的活下去。

誓将去汝，逝比乐土。哪怕乐土渺茫不可见。

面对如此庞大的流民数量，地方官员们束手无策。现在他们要做的已经不是如何把流民赶回原籍的问题。而是尽量不招惹他们，以免酿成大规模民变。山东、河北人性子野，红袄军和八字军正缺战士。如果哪个胆大妄为的官员这个节骨眼上往流民中扔进一个火星，燎原的大火有可能让整个中书省的官员脑袋全部搬家。

破天荒地，北元官府第一次开始对百姓和颜悦色。滨州、唯州、益都沿海三地居然开了粥棚，为滞留在海滩上的百姓提供稀粥果腹。虽然那粥稀得可数清米粒数量，毕竟是北元治下官府第一次行使自己的正常职能。

前来迎接流民南下南方水师和赶来防止流民暴动的北方汉军相互之间也保持了克制。南方的水师没向北元的军队开炮，汉军们也没向大宋战旗射出一箭。双方默契地保留一段距离，让流民们沿着彼此之间留出的空缺依次登船。

在官府的默许下，沿海鱼户也加入了运输队伍。他们用小船塞满流民，沿着莱州湾海岸向登、莱二州跑。位于山东半岛上的登州、莱州和宁海三州刚刚被陈贼吊眼占据，把流民抛给他，既可省去北元官府的麻烦，又可耗尽陈贼的给养。

杜浒和陈吊眼见到流民，立刻把他们接到了胶县。胶州湾内风平浪静，是个停泊战舰的天然良港。流民们在此可一边帮助杜浒、陈吊眼修建沿港的堡垒群，以工代赈，一边等待南方赶来的下一支运输船队。，

一船又一船的流民南去，去两浙、去福建、去广南，去流求、南洋，甚至更远的岛屿。这个数字如此庞大，乃至后代的史学家们研究起来，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统计结果。

据史学家反复推算得出的结论，在整个华夏民族独立战争期间，从北方以各种途径逃到南方的人口超过了八百万。仅仅祥兴四年冬天，河北、山东两地借海路逃到南方的流民就有五十万之巨。

而在当年，整个华夏各族人口加在一起总数不到一亿。持续近十年的人口大迁徙直接导致北元按人头抽税制度的崩溃，同时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流求和南洋诸岛的人种比例被彻底改变。直到数百年后，那里的人说起官话来还操着一口流利的山东腔。

“俺爷爷那时候卷着个铺盖就上了船。漂了老长一畔子（一段时间），也没见到个银（人）儿……”一个渤泥人和一个流求人相遇，开口就是同样的声调。

“唉，还不是叫鞑子遭精（作践）地，木（没）法活啊！”旁边的人跟着总结。独特的口音凝聚了乡愁，柔和了咸咸的海风和干燥的土壤的味道总是可以唤起人对故土的思念。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忽必烈的优势只在战场上。而在其他各方面，大都督府几乎获得了完胜！”多年后，在邵武指挥学院，一个研究战略的将领如是写道。那时，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不仅仅限于沙场的概念已经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当年大都督府对北元发动的经济、政治、人口和舆论攻势均作为经典战例供后人研究。在惊诧于那些赫赫战果的同时，将领们忍不住疑问，是什么基础让南方能支持起如此庞大的攻势？

双方的经济实力对比给出了最直接答案。

经大都督府持续五年的鼓励政策和华夏（邵武）科学院的大力技术改进，风力提水，梯次畦晒法制盐在福建和两广已经普及，盐民们在盐池周围开辟畦子，用风车将池中的卤水导入畦中，利用日光和风力即可蒸晒成盐。福建、广南两省食盐的年产量高达亿斤以上，占南北双方总产量的一半。而因为运输渠道和北元厘卡制度的影响，当年北方百姓日常所吃的盐，居然大多数需要南方来供应。

祥兴四年，经过邵武科学院多年的研究摸索，风力水力鼓风，高炉焦炭炼铁技术已经成熟。钢材冶炼技术也逐步摆脱了最初文天祥所总结的炒炼术，而走向了产量更大，质量更稳定的平炉炼钢。虽然为了探索这些技术，华夏科学院付出了接近三年的时间和几条研究者的生命为代价，但新技术的威力是巨大的。祥兴四年，天下民用生铁的产量三分之二出自福建和广南。忽必烈控制的地域是大都督府五倍还多，盐、铁两项国家经济的命脉却于不知不觉间抓到了敌人的手上。

由阿合马所创建的严酷的匠户制度极大打击了北元治下百姓开矿冶金的积极性，北元全国白银年产量竟然萎缩到宋、金时代的四分之一以下，而铜的产量更是一蹶不振。铜矿、胆钒矿居然要官府抓人，脸上刺字开强制开采。

而陈吊眼光复两浙后，两浙安抚使李兴大力扶植湿冶炼铜，当年从事胆钒开采的百姓就达到了两万余人。产出的胆钒除了为大都督府提供了充足的铜矿外，还得到了火器制造业不可或缺的副产品，绿钒油（硫酸）。

洁白如雪的糖霜、晶莹剔透的冰糖，舒适的四轮马车，可口的罐头、鱼松、火腿，北元世家贵族所需要的奢侈品，几乎全是从南方“走私”而来。这些奢侈品不能为大元朝廷赚来一文钱硬通货，相反，为了互相攀比，蒙古贵族和汉军世侯们还不得不拿出珍贵的白银、马匹、铜器或者其他对南方有用的东西，如朝廷人事安排和军队的调动信息做交换。

只有忽必烈发行的交钞南方商人不要，相反，如果北元官吏有需求，他们还能从各种渠道弄来一袋子，面额从最大到最小，每张上面都印有北元朝廷认可的花押。

除盐、铁和奢侈品之外，华夏科学院最大的贡献在于食物。经过几年研究推广，从占城引种的双季稻在福建、两广已经普及，农民们一年收获的粮食数量经是以往的两倍。而近海渔场的开发更让大都督府彻底摆脱了困扰多年的粮食问题。被忽必烈朝廷因为人口数量和地势而放弃的两浙，在两浙安抚使李兴的组织下，船户们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先后开发出了大戢、嵊山、浪岗、黄泽、岱衢、中街山、洋鞍和金塘八大渔场。每天，扬帆出海的船队都能带回吃不完卖不尽的鲜鱼，而经过几年摸索已经成熟的罐头保存、风干、腌制和炒松技术，将大量的鱼类转化成可口，并且便于携带、运输肉制品，成为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类主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