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末，已经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的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一手安排下，乘日本海军飞机由上海飞抵东京，先后与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以上即日本战时最高决策机构——五相会议成员）和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公爵举行会谈，和日本人商谈建立以其为首的伪政权等有关问题。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汪精卫最后接受了日本人提出的《中国新中央政权建立方针》。随后，汪精卫于6月中旬回到中国，并按照日方意图，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建傀儡政府。8月下旬，汪精卫召集了部分汉奸，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建立傀儡政权做好了准备。

然而日本人对汪精卫一伙人的能量及其影响力还是相当清楚的。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在给其国内的报告中称：现在，被汪派所搜集的人，大部分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官僚或腐败分子，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今后汪派的活动如不能对重庆政权内的重要分子以影响，假若得不到广大群众之拥护，前途极为渺茫。因此，尽管手中已经有了汪精卫这张牌，但日本人心里清楚，要想解决中国事变，还必须得和中国的最高统帅打交道。不过，从当时的情形看，最高统帅对日本人抛来的“橄榄枝”似乎不太感兴趣。这令日本人有些恼火。虽然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但是在最高统帅的手里仍握有约200个师的兵力，必须先打击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使那位最高统帅失去赖以支撑抗战的资本，惟有如此，那位最高统帅才能乖乖就范。这是日本侵略者经过研究后得出的共识。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都企图以军事打击结合政治谋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

8月23日日本平沼内阁垮台，日本国内对德不信任气氛高涨。8月30日，退役的日本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奉命组阁，鼓吹“自主外交”。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9月4日，日本的阿部内阁发表声明：“帝国拟不参与这次欧洲战争，专注于解决中国事变”。

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拉开了序幕。每天一封封战报源源不断的出现在了张烈阳的手中。看着手中的战报，张烈阳淡淡的说道：“看来日本人的这次进攻非常的猛啊！韩平你把现在的情况说一下！”

听到张烈阳的话，韩平走到地图前，拿着指挥棒说道：“9月14日，赣北的日军第106师团在师团长中井良太郎部指挥下率先发动了牵制攻势。前敌总指挥罗卓英将军在这个方向指挥三个集团军七个军在积极抵抗！”

张烈阳皱着眉头问道：“罗长官是怎么布防的？！”韩平回答道：“罗长官的布防是：‘滇军第一集团军第58军守高邮市至祥符观一线；第60军守祥符观至故县线；19集团军32军（原晋军）守锦江口至高邮市、锦江南岸线；东北军49军和中央军第74军控制上高附近。附近还有30集团军（川军）王陵基部2个军。’”

张烈阳点了点头说道：“你继续说下去！”

韩平拿着指挥棒指着地图接着说道：“日军于9月14日夜首先向驻会埠的第60军第184师的阵地发起进攻。次日，便突破了第184师的阵地。日军攻占会埠后，第106师团兵分两路：一路向阴山村、罗坊西进，一路则向渣村、水口甘南犯。一路由高安以东的大城、鼓楼铺向第32军阵地进犯。17日，南犯日军先后占领水口甘、樟树岭；西进之日军则进占罗坊、治城，随后也转向南犯。18日，日军占领了高安北部的村前街、斜桥和祥符观，从三面完成了对高安的包围，并与在会埠一线的日军，形成了对第60军和第58军的包围。在情势十分危急之时，第60军遂从前街冲出日军尚未完成的包围圈，向宜丰方向集结。第58军则且战且退，18日晚渡过锦江，向西往凌江口方向转移，与在宜丰集结的第60军从南到北形成一道新的防线。第32军则弃守高安。19日，日军占领高安。薛岳得知高安失守后，严令第32军夺回该地，同时派第74军前往增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