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北面的朝廷是后赵石勒，石勒自称“赵天王”，其号称天下九州有之八，在唐朝之前，历代朝廷都已石勒建立的后赵为正统，而把东晋看成偏安一方的割据势力。此时的后赵皇帝石勒已经进入其生命的最后阶段，岁月消磨了其驰骋天下的雄心，如今的石勒只想安稳的度过其开国皇帝的最后光辉。而且在石勒的倡导下，后赵佛学长足发展，佛寺建立，石勒自己也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

起源于游牧社会的少数民族，原本就信奉宗教。中国佛学界在后赵政权的推动下，逐渐昌盛，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石勒信佛，跟随他多年舔血刀锋的将领们可不信佛，石勒手下大将镇守梁州的郭敬，趁陶侃大军南下围剿郭默之际，偷袭襄阳。

在历代南北两朝作战中，襄阳和武昌数次成为战争的焦点。由于北朝人不善水上作战，一般都是采取先占领襄阳后攻占武昌，在荆州组建水军，然后顺江而下，夺取扬州，这成为北朝消灭南朝的一个历史惯例。主要原因是荆州地区湖北内陆，即能打水战，北方骑兵还能发挥一点点优势。而淮南一带进入长江中下游平原，五十米一小河，一百米一大河，且都流入长江，使水军可以任意穿梭其中，将敌人步兵割裂，进退自如。所以，北朝从淮河进攻南朝，一般都会遭遇失败。

南北朝时，北魏中山王元英率倾国之兵四十余万攻打南朝，在打一个小城时，竟被上涨的河水一次冲走近十万人。

后赵大将郭敬，趁南方战乱攻击襄阳，边进军边上报，由于还未得到石勒允许，其只带了一千多人。东晋襄阳太守周抚也是能战之人，其父亲周访也曾经是东晋鼎鼎大名的名将。

对于南朝来说，襄阳和武昌基本是南朝边防防御的生死线，襄阳城是荆州的门户，由名将周抚奉命防御，兵马数千。郭敬自知不敌，但是北方枭将大多征战沙场二十余年，猛如虎、狡如狐，异常狡猾。郭敬出身乞活军，战斗经验丰富，一看无法硬攻，便用智取，其大摇大摆的命人向周抚送去一封书信，表明自己只是开路的先锋，并说天王石勒已率十万大军不日到来，让周抚安排好粮草。

襄阳城被靠荆州，但荆州的强兵已被陶侃带走，没有后援，周抚怎么能独立对抗十万北方如狼似虎的武士。

在东晋将领中也算是一个人物的周抚竟然被一封书信所骗，率领部队和族众连夜撤出襄阳，使郭敬白白捡了便宜。可是胜利者往往自信心过重，久经战阵的郭敬本只是想来襄阳大捞一把，进的襄阳城，但见得襄阳城城高水深，流民众多，便舍不得走，将捷报传于朝廷，请求援兵。

东晋偏安一方，军事实力明显不如北朝，所以内部一出问题便被北朝趁火打劫。上次苏峻、族约之乱输掉百分之八十的豫州，此次围剿郭默，如此小的一个军事行动却使东晋丢掉重镇襄阳，

襄阳为荆州门户，原本想逼王导退休的陶侃迫于北朝的军事压力，已经不敢再生此心，他倒不是怕郗鉴和王导联手。从剿灭郭默到回荆州的路上，陶侃一直闷闷不乐，一想到郭默讥讽自己未与胡人做过战，便心生遗憾。正想整齐军备北上与石勒较量，却听闻赵国率先发难，夺取襄阳。老将军兴奋异常，马上命儿子陶斌和庾翼领兵五千，前去夺取襄阳。

殷羡建议派桓宣部去支援陶斌。

这时老将军的心中又想起那个在南昌城下一箭成名的桓温，心中感慨，自己空有一腔爱国热情，却被偏安于南方的琅琊王氏一口气支到广州城。名将在那里消磨了十多年的光景，如今作为东晋的军事旗手可以呼风唤雨，但却年过古稀。老兵不死，但时光不再。

陶侃的眼前出现了那个在南昌城下一箭成名飒爽英姿的桓温，不禁感叹道：“我不能耽搁了这位少年英雄。”于是以太尉身份命令桓宣率军支援陶斌，命两军火速前行，誓死夺回襄阳。

桓宣得到陶侃将令，不敢耽搁，整齐所有兵马，带领众桓氏子弟火线奔赴襄阳，桓温自然也在其列。

背靠大树好乘凉，有庾亮做主，朝廷迅速发来诏文，不仅赦免了桓温的杀人之罪，还派人去抚恤了他的家人。这样桓温的思想包袱放下，并且感激朝廷的不罪之恩，更下决心要为国尽忠，马革裹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