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这个道理后，作为君王，往往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充分尊重那些旧传统，给他们时间让他们转变，一个是彻底的打碎那些旧的东西，在废墟上重建一个新的世界。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朱敬伦选择前者，他之前也是一直采取保守方式，以温和的手段在改变这个国家，尽量不去触碰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而是在这个传统许可的范围之内，不断的装入新的东西。如同在一个看似老旧但还很坚固的老水缸之中，不断的装入新鲜的活水，总有一天水缸里的水都换了一遍，至于装水的水缸是不是旧的，其实就不重要了。
所谓渐进式的革新和推倒式的革命，差别也就在这里，区别在于是用旧瓶装新酒还是用新瓶装旧酒罢了。
陈芝廷绝对是一个旧时代的代表，他是官宦人家，哥哥当过满清的高官，家族是当地的望族，自己也中过满清的举人，文化上他旧学水平不低，背景上他旧时代印迹清晰，推动这样的人进入新时代当然不容易，可换句话说，只要这种人都能够进入新时代，整个国家也就进入了新时代，因此陈芝廷绝对有一种象征意义，同时他的身份，也能得到旧势力的支持，有他在尚书令的位置上，旧势力就会安心。
朱敬伦已经将陈芝廷推到了一个相当前卫的地步，他安排陈芝廷去周游列国，从打造新安根基开始，就将陈芝廷带在身边，言传身教的给陈芝廷讲解各种现代的执政理念，到现在为止，陈芝廷早就不反对各种新式的东西了，比如新式的税收制度，财政制度等。
但陈芝廷自己知道，他的内心还没有改变，这么多年过去，尤其是随着大明军队攻占过北京之后，他早就对北亰那个王朝没有什么忠诚的感情了，但是每每摸到自己的发根，他还是会为剪掉了辫子而感到不舒服。
这是习惯问题，他不习惯这些东西，他连辫子都不习惯，更不用说习惯那些新式的规章制度，那些建立在数学逻辑上的精细化管理，那些尽可能摒弃人为因素的严密程序，他也只是不反对而已，就好像理性上他知道剪辫子是对的，但身体上就是不习惯一样。
他这种生在旧时代，活在新时代的人，注定是矛盾的，焦虑的，不适应的。
但更让他恐慌的是，他还位居高位，而他所在高位，却跟之前同样位置的人都不一样，他在史书中找不到任何参考，因为即便是古代的权臣，好像也没有他现在的权力来得大，他几乎可以主持这个国家的一切事物，除了军权之外。
秦始皇时代的宰相修建了长城，隋炀帝时代的丞相修建了大运河，但是陈芝廷很清楚，修长城和建运河这种重大的事情，当时的皇帝绝对知道，甚至是亲手去抓，至少也是在丞相级别的官员跟皇帝商量，甚至是请示得到同意之后才会进行。
可陈芝廷发现，朱皇帝真的是完全放手，他陈芝廷现在即便是要在大明的国土上修建一道长城，他也不需要跟皇帝商量，他的笔只要落下，就有无数人为此操劳，为此他感觉到这支笔格外的沉重，重的他都要举不起来。
这还是不习惯，不习惯皇权放弃独断专行的权力，让相权自由发挥。
他不习惯，潜意识也好，有意识也罢，他总想着给皇帝找点事做。
可是他发现上书已经不管用了，皇帝说了不管事那真的是不管事，不管多大的事情，过去他认为自己决定不了递给皇帝，皇帝都会御批下来，可现在交给皇帝的，要么被皇帝原封不动的打回来，要么封皮上写上“着尚书令酌情办理”几个字，似乎连封面都没翻开过。
上书不管用，陈芝廷必须当面请示，好在皇帝躲进了皇宫，没有也不敢真的不跟任何人见面，至少他们这些大臣们，只要有合理的理由，皇帝还是会见的。
而当面请示，就必须找到真正的自己难以决断的难题，否则找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只会让皇帝看轻了自己。不过这些都不是问题，作为宰相，他每天都会遇到太多的难事了。
所以这些天隔三差五的，陈芝廷就跑去向皇帝请示，尽管大多数时候皇帝都会说让尚书省公议决断之类的敷衍之辞，但只要能见到皇帝，陈芝廷就心安了，因为他传达到了他的意思。
最近这几天陈芝廷跑得格外殷勤了，过去是三天五天，这几天是没两天就来一次。
朱敬伦认真的听着陈芝廷的汇报，好像这两天的麻烦事格外多。
“兵工厂发来消息说，在越南国的广宁发现了大煤矿，在太原发现了大铁矿。微臣派人去跟越南国交涉希望能开挖矿产，可越南国说不能妄动地脉，不与允准。”
派兵工厂的地质专家去越南找矿是早几个月之前的事情了，那时候还没跟英国开始谈判，但是主要的内容已经私下议定。朱敬伦知道，一旦放开英国钢铁进口，兵工厂的炼钢产品基本上就没什么市场了。
兵工厂炼钢的成本就要100两银子一吨，而英国人出口到中国的钢材，只要80两银子一吨，就这他们还有钱赚，英国国内的优质钢材成本不超过50两一吨，加上运费30两，在80两的价格上，英国可以随便出口。
朱敬伦不担心廉价钢材进口导致的贸易不平衡，他担心的是由于英国钢材的冲击，会导致大明失去钢铁冶炼的能力。兵工厂还可以大肆补贴维持，可是民间的铁工场却绝对要倒闭了，数以万计的佛山铁厂关门，影响的不仅仅是几万人的生计，而是一种技艺。
所以他派工程师去越南找矿，他是记得越南北方既有煤炭也有钢铁的，兵工厂中的冶炼专家中，很多都懂矿产，这时代矿产跟冶炼很多都是一门课，他们用了几个月就找到了几个大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