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经？圣人先哲揭示“三才”存在道理的言论，被称为“经”。

什么是论呢？解释“经”的内涵意旨，或述说“经”的道理来由的言谈话语，被称为“论”。

所谓“论”，从字形意义上讲，就是“伦”，即条理、次序，若进一步解释，就是如何按照上下、左右、前后的顺序进行排列组合，才能够条理清晰，才合乎道理规矩。所以说，只要世间道德伦理不出现失序混乱，圣人先哲的经典论断，永远都不会陈旧过时。时至于今，经书典籍并不是废纸一张，更不是烂书一堆，反而一如既往地总会劫难重生，不但熠熠生辉，而且处于混乱纷争年代，能够指导拨乱反正，于百废待兴之际，可以引领走向光明。否则，何谈文化的价值？何为文明进步的意义？何来文艺复兴的呼唤呢？

忆往昔，在孔夫子整理经典之际，他日常讲评道理的声音，即便仅是只言片语，也都被门生弟子记录了下来。孔门弟子们按照天尊地卑和人间论理，裁定简牍短长，并将孔夫子曾经的言论归集成册，并冠名《论语》。而《论语》则是将“论”字列入文集目录名称的开始，过去并没有先例。至于《太公六韬》中第一篇《霸典文论》和第二篇《文师武论》，应该是后人加上的篇名。如果查验以往冠名“论”的文体格式及其内容刚要，其实枝蔓缤纷，并不完全统一，反而歧义较多。在他们中间，有的评价政治，与议和说的文体雷同；有的阐释经典，与传和注的体例类似；有的辨别历史脉络得失，与赞和评齐头并进；有的解说文章成因思路，与序和引相辅相成。

针对上述在不同文体名称之下，作者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写作要点，概括而言，“议”要恰当适宜，“说”要打动人心；“传”是转达师说，“注”是校对解释；“赞”表示热情支持，“评”执着中正合理；“序”为了清晰思路，“引”为了补充完整。如果能够把这八个方面全部覆盖过来，那么针对某种道理的论述，完全能够做到透彻清楚吧。所以说，论就是“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大意是：通过广泛的引证和评价，来论说某一方面的道德真理）。

如果例举以往用“论”命名的经典作品，像庄周的《齐物论》，就是以论为篇名；而《吕氏春秋》的六论，即《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赫然如是。进入汉代之后，西汉宣帝在石渠阁，东汉章帝在白虎观，都曾经把当时的博士名家召集起来，共同研讨圣人言论和六艺经书，目的为了统一思想认识高度，谋求在知识口径上自上而下保持一致。所以说，当时集会中记录他们评价论说的《石渠阁论》（大部遗失）和《白虎通德论》，均属于“论”文体例中“正经”的典范了。至于班彪的《王命论》、严尤（字伯石与王莽共读于长安敦学坊）的《三将军论》，叙述人物故事简洁，言论高调胸怀豁达，则属于偏重“史传”的论文体例。

曹魏黄初（公元220-226年魏文帝曹丕年号共计7年）前后，社会崇尚名家和法家，热衷以名责实，所谓“信赏必罚”蔚然成风。因此，傅嘏（公元209-255年字兰石或昭先北地泥阳人）和王粲的论文，辨别名实道理，十分严谨缜密。到了正始（公元240年-249年4月曹魏君主曹芳年号共计10年）初年，社会氛围鼓动复古文化，表面上贯彻正经名实，实际上只是照本宣科，本质上已经虚伪至极。因此何晏等人专注谈玄论道，玄学风气逐步炙热起来。于是，老聃、庄周的自由玄虚学说尘嚣其上，与孔孟之道分庭抗礼，并且难分仲伯。详细比较这一时期的论文，譬如傅嘏的《才性论》、王粲的《去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夏侯玄的《本无论》、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道德论》等，他们不仅师承经典，而且内存独到见解；不仅隶属脱颖而出，尚且文体极其精道。所以，这一时期他们的作品堪称论文中的精英和奇葩。另外，像李康（字萧远三国魏中山人性耿介不合流俗）的《运命论》，虽类似王充《论衡》中《逢遇》《累害》《命禄》等十余篇的内容，但文采超过了《论衡》；陆机的《辨亡论》，摹仿贾谊的《过秦论》，虽然没能超越他，却依然是优秀作品啊。再如宋岱、郭象等人的论文，思想敏锐的近乎神奇，而王衍、裴頠等人的作品，在“有”与“无”的哲学思辨方面，不但名噪一时，而且扬名后世。然而，单论“有”与“无”的争执因果，坚守“有”者，止步于外在形式上的功用得失；坚守“无”者，迷恋寂寞聊赖下的自由自在。他们针尖对麦芒，偏执争锋，莫终于是，其实都不属于论经说道的光明大道。因为像他们那种苦思冥想的样子，尤其是穷极一生钻研不止的玩意儿，难道追求的就是皈依佛学智慧极致的境界吗？东晋偏安江左，朝堂上下，究其言论所及，唯剩下老庄玄学而已。这里面虽然出现了点滴新奇话语，亦不过都是老调重弹罢了。